让人钦佩的是,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的观点给人的是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果断指出,在策略和手段上荆轲乃是一个并不高明的刺客,还明确指出这种个人恐怖行为乃是一种“短计”,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毫无可取之处;为了收买杀手,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代价虽然不是燕子丹所要考虑的,但是能否换回理想的结果,燕子丹似乎考虑的很少。
笔者认为,柳宗元这样说是有充足的根据的,按照《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的记载,燕太子丹为收买荆轲花费的本钱非常大,而终于以失败告终。所以柳宗元对荆轲的“刺秦”行为的评价:“勇且愚”是很有分量的。
但是荆轲决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普通简单的“恐怖主义分子”,更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亡命之徒,看《史记·刺客列传》,似乎很难界定其身份:表面上看确为一个杀手,但是却与聂政这样目不识丁只凭匹夫之勇的粗人不同,他特别“好读书击剑”,称其为知识分子也不无道理。于是在那个分裂割据战争迭起的年代,荆轲的出现,实为罕见和奇缺,遗憾的是能文能武的荆轲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就更对其怀有无限的同情和哀怜。
从司马迁为荆轲立传以后,历代的文人骚客无不抒发类似“咏荆轲”的诗歌。以表示对中国历史上这位著名侠客的景仰之情。遗憾的是像柳宗元这样大胆果断,不落窠臼地否定荆轲的诗歌还是很少。常见的总是肯定荆轲义无返顾的“刺秦”壮举,借以表达诗人对秦王朝暴政的抗议,陶渊明的《咏荆轲》就是其中很有代表的一首。诗人可以只管表达自己的某一意图: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于是突出历史上的某一方面而不及其余,那是文人骚客的职业权利,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属于对历史的解读,而是仅局限在文学层面上的解读。这种推理是有历史根据的: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腐败,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另外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注意:荆轲刺秦在前,秦始皇的暴政在后,我们不能因为憎恨秦始皇的暴政,就怀着“复仇”的心理而肯定荆轲刺秦的合理性以及正义性。
这里很自然就产生了如下的矛盾:语文教育和历史教育两种学问体系下,两种由于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分析而使学生获得的解读的教育效果相差太远,甚至有尖锐的冲突。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尚存在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却依然还在起着破坏作用的弊端,但是尚无人感觉到?无论是从新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还是《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荆轲“刺秦”对学生的健全人格和心理到底能产生什么积极的作用,我们往往太过于乐观了。我一直做这样的思考:我们怎么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而一味地去称颂荆轲的大无畏的勇气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呢?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个乱世的社会里,毫无原则的使用武力,会使得动荡的局势更加混乱。在一个盛世里,那纯粹就是非常讨厌的东西。侠客在明、清以后,逐渐消失。而到了近代随着热武器的普及,那种生活就更加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武侠文化在制度和法律不完善的时代,大有市场,但根据时代和科学的进步,却只有消失的一种出路。这种见解是很深刻的,很值得今天的我们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