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自“图穷而匕首见”开始,正面展开了秦王及其群臣与荆轲的尖锐矛盾。荆轲的勇武刚毅、重义轻生、威武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生擒秦王,他“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使毫无准备的秦王大惊失色,荆轲进一步追得他“还柱而走”,群臣及侍卫都帮不上秦王的忙,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秦王威信扫地,而荆轲气吞山河。如果情节就此直线发展下去,荆轲便会生擒秦王,回报太子,出色地完成使命。但至此情节又一跌宕,秦王侍医夏无且的出现,使事情朝相反方向发展。侍医以“药囊提轲”,使秦王得到缓机,在一片“王负剑”声中,秦王击伤荆轲,并“断其左股”。此刻壮士仍坚持斗争,“引其匕首提秦王”,在受八处剑伤的情况下,荆轲傲视敌方,笑骂他们,显示了英雄本色。荆轲被斩后,秦王“目眩良久”的表现,从反面衬托出荆轲的行动之壮烈。作者就是这样以自己的传神之笔刻画自己所敬仰的英雄形象的。
对于荆轲刺秦王的举动,历来是毁誉参半的。当强秦吞并六国,惨无人道之际,六国志士反抗暴秦,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意义的。因此,荆轲刺秦王这一举动,是不能予以否定的。但是,他的行刺手段,他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言行,特别是在统一趋势下,还是有着一定局限性的。
其他次要人物,作者也塑造得十分生动形象,太子丹,樊於期、秦武阳、蒙嘉以及秦王群臣等都是如此。
掌握情节
文章开端,突出燕秦势不两立的紧迫形势。太子丹之于秦王,有“见陵之怨”,而秦兵临易水,弱小的燕国十分危殆。加上秦国大将樊于期的“亡秦之燕”,更加剧了燕秦之间的矛盾。
在这样紧迫的情势下,太子丹向鞠武求对策。鞠主张不“批其逆鳞”,要“急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都被否定。太子丹明知燕秦力量悬殊,但又不甘屈服,必欲力求对策。为此,才有鞠武的推荐田光。
太子见田光,“跪而逢迎,却行为导,跪而拂席”,“避席而请”,用此种种表现,特殊礼遇贤者,泻染太子的报仇情切。可是田光非“盛壮之时”,“精己消亡”,又转而推荐荆轲。太子丹嘱他不要泄露机密,田光“俛而笑曰:‘诺’”。这笑中有不负重托以身报国的许诺,与后来的“自刭而死”相呼应。田光于生命火花短暂闪烁之中,告诉读者,他是一个重然诺,爱国家的忠厚长者,要用自己的死来激励荆轲。
太子丹见荆轲,一段长的谈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秦贪得无厌,步步紧逼;二是为此采取或生劫或刺杀的两种对策。荆轲许诺后,“恣荆轲所欲”,此时秦兵压境,荆轲未行,原来要取樊将军头作信物。文章至此,掀起又一波澜。
荆轲说樊于期,首先挑起樊内心仇恨,再指出已处绝境,最后提出献首刺秦的计划。这里,荆轲沉着精细,善于体察对方情绪,了解对方心理,指出报旧仇、雪耻辱的途径。
这段对话,在说明荆轲智慧特征的同时,又突出了樊于期的形象:“吾每念,常痛于骨髓”声泪俱下;“此臣日夜切齿拊心”,痛恨仇雔,愿意赴死。加上“偏袒扼腕”的描写,更加突出其来自心底的愤恨和怨怒,于是自刎,便是情节发展的必然了。
已得信物,且有准备,太子的促行,与荆轲的“待吾客与俱”,形成矛盾。荆轲的缺乏助手,应是刺秦的不利因素之一。